大鸟英特纳雄那尔

１安安和小刷子干上了，那是一个浅兰色的小刷子，兰色已经被摩擦的有点脱落了，边角上斑驳的油漆顽强地残留在木头上，时不时的露点。前段时间的安安在纠结筒状的卫生纸，不过，那已经是梅雨季节以前的事情了。现在，仅仅是现在，安安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底部长满浅棕色毛毛的小刷子。

２小强不可避免的开始对自己的简单粗糙地生产出的某些结果产生了困惑。当然，简单而粗糙不等于简单粗暴。汉字的魅力在于，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能够通过一个字的改变而唤醒某些细腻的情感。小强的头发变短了，因为他去理发了，并且顺便把自己的脸也弄长了那么一点。一点，是多少？无法精确，也可能，是的，可能，可能是小强之外的人面对小强时的心理感受而已。

３最近，小鱼总是正面的迎接着小强的调戏。并且，在电光火石的瞬间，作出某种完全不能预料的反映。通常这个反映和花生男一样的，被称做为语录。

４那么，瓷砖女呢？她的头发越来越长了，而且很柔顺，很合手，据说在４月的时候，她的头上，其实是一抹红色的短发。所以，很自然地，热爱清洁勤劳善良的瓷砖女有了崭新的名字：长发女。

５当然，我们没有忘记，还有一个叫长发男的人，他的头发毫无理由的变成了中等长度，在观察中可以知道，世界的延展并不以头发的长短而改变。于是，长发男开始记忆台词，大量的台词如洪水般的在他的嘴里向四方蜿蜒，有时候，这种蜿蜒时伴随的声音差不多和一个手扶拖拉机一样的铿锵有力。

６根据长发男的说法，小辫已经忧郁很久了。不过，下午的阵雨里，小辫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出他一贯以来的带着幽雅的那种忧郁来，相反，他甚至愉快的哼起歌来，如果我们能够客观的看待小辫的这个愉快，那么，我们可以迅速的准确的客观的得出结论：他，小辫，绝对不是一个诗人，尽管，我们曾经在很多的层面，包括他的生理部分，他曾经如此湿润的接近着哪个干枯的概念。

７小琳子，一个娇小的传说，或者说，是一个含蓄暧昧的微笑。

８哦，忘记了，花生男已经不再远望着１８公里以外的山色时对小鱼说的那些梦幻一般的自言自语了。现在，他忙于论证水和木材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的具体形态，比如，水分的数量对木材的物理影响。

９同样的，吴子也在研究水和木材的关系，但是，至少从暂时的结果上看，和花生男没有相同的地方。这很艰难，通常，有人说这个行为的学术性和政治一样，绚烂多彩。

１０中东男，一个人。有一副黑色的眼镜，后面是一副黑色的眼球。并不总是布满血丝。含蓄，这个词汇所能到达的地方都可以是中东男的乐土，如果在３／４侧面观看中东男，那么，也许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塞尔柱突厥居然能被唐军从天山一路驱赶到土耳其。而如果，我们使用汉字，恩，必须是正确的使用，结果则是：中东男等于脆弱的冷酷。

朱学勤的原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2008-5-14 A32版，

 “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
“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

此朱何许人也?出言如此尖酸刻薄?查了半天,只能看到维基百科如下介绍,朱学勤,男（1952年- ），中国当代学者，上海人。1970年下河南兰考插队，1972年进厂做工。1985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1992年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书斋里的革命》、《风声·雨声·读书声》等。大陆著名的自由主义者。

请注意,1970年,文革期间,他曾被当作知青下放到河南的兰考县插队,大约这个事件是朱先生后来倾力于自由主义研究的全部原因。

请注意朱先生高论里头的第一段：

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

自问自答的典型文法，答案是，这就是天谴。死的群众是无辜的，那么谁是作孽者呢？

再请阅读下朱先生的1970年。

这样的春秋笔法大凡中国人都会明白里头阴暗的指向。

撕裂大地的时间是5月12号，13号，才是佛诞日。伟大的历史学家朱学勤也许是老的记不得历史了，只知道1970年的哪个春天或者夏天，他从一个幸福的上海人一举变成了他最不喜欢的河南农民。伟大的历史学家也可能忘记了，在强盛的唐代，有个叫韩愈的曾经痛骂皇帝迎佛骨的荒诞。

第二段只是为了弥补前面的声嘶力竭而作出的姿态，本不值得一看，这样的呻吟比起上一个段落来说，何止是失色，比白水都不如。但，且慢，伟大的历史学家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的，他很深刻的！于是他说，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原来如此，伟大的历史学家用很含蓄的修辞巧妙地提醒我们这些不懂英美自由为何方妖孽的小民，赤县的喧嚣该清醒了，赤县的喧嚣？喧嚣的使用在五四以后大约只有贬义的用法。那么，什么是赤县的喧嚣呢？不知道，朱先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总是很深刻。

这样的东西，就是朱学勤这样的东西一定不能遭天谴而死，坚决不能，谁让它这么死我跟丫急，朱学勤必须活着，它存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朱先生的幸福生存，作为一个活体标本的幸福生存，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和畜生的距离。

有些人对别人的快乐总是满怀着强烈的，或者是小心谨慎的不满，或者，是满腔的恐惧和悲哀，又或者是某种自以为是的同情，当他们看到快乐的时候基本上跟洋人的吸血鬼看到了阳光一样，当然，这个时候他便把恐惧置换成一面写着同情的旗子在风中摇曳了。

是的，的确如此，有些人是不能看到快乐的。

我坐着８路车一路跑道终点站，那里是一个热闹混乱的地方，马路也不干净，路沿边上都是倾倒的水，以及从小吃店里流淌出来的颜色异常的液体。我进了一家店，店里零散地放着几张折叠桌子，上面的贴纸都已经陈旧不堪，还有几个地方翻了起来，面板被油烟熏的变了色，几乎辨认不出原来的样子。天花板上挂着两个电扇，用报纸包裹着，还罩着塑料纸，黄黄的，闪着油亮但又略显浑浊的光。靠左边的墙上有个搁板，上面是一台西湖电视机，控制版掉了，象个嘴巴一样黑黢黢的，几根黄绿色的电线若隐若现的躲在里头，探头探脑的支张着身子。电视机下面是收款台，里头坐着一个面色黑黄的女人，无精打采的看着墙上的电视机，似笑非笑的样子，连我走进去都没能打断她的观赏。

店里只有面条和混沌，我对着单子找了找，随便要了个片儿川。这是杭州的著名面食，道地本地风格，几乎所有的小吃店都有这个，差不多十几年前，还有一个叫沃面的面条，加上油渣面，算是面条里的大众明星。三大金刚呀。

并不是每个动机都能解释清楚,对公交车的热爱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当中,没有来到这个江南小城的时候通常会寻找一切机会乘坐来往于县城和县城之间的班车------和现在相比,观看的成就远不一样。就连乘坐的姿势都有很大的区别，那些车子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舒服的座位，在烟尘和黄土末子当中混合着汗液和油腻，我躲在座位当中看着周围亢奋或者平静或者痴迷的表情偶尔也会想到什么歌曲，也只是模糊的一段曲调，现在也是这样，我躲在8路车的后排座位上看着外面的景色，天已经渐渐的黑了，似乎还在飘着零星的小雨，灯光很明亮不停的刺激着眼睛，脑袋里却在哼唱着一个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歌曲，不知道歌词不知道是是谁唱的不知道是大陆的还是港台的不知道是很久以前的还是最近的不知道是男人唱的还是女人唱的-----但可以知道不是摇滚不是这种激烈的歇斯底里的强劲的让我不能呼吸没有体力睁开眼睛的歌曲，我知道曾经很熟悉，以前经常能听得到，而且还对它产生过兴趣，我在哼唱，尽管我知道我的五音不全到不能把声音稍微开大一点-----一经放大马上走调，是很严重的那种走调。

我坐在车子上，伴随着马达的狂燥不安，带着城市郊区的泥土穿行在城市的街道上。

新年的第一天，当然不是春节，但是很别扭，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无所事事以后，这一天来得特别的别扭，甚至，出了点冷汗。无所事事是因为哪个熟悉的冬天奇迹般的重现在身体的周围，伴随各种呼吸的声音。

哈哈，不好意思，我跑题了。我的逻辑能力不好，又老是出现幻觉。现在到哪了？是8路车的哪个站台？我费力的在脑袋和白色的车站牌子之间的缝隙里上寻找----不能寄希望于周围的环境能给你提示，除了肉体和衣服手提袋塑料袋以及不能描述的气味，浓郁的呼吸和木然的眼睛之外你什么都看不到，这样的情况不只是适合于晚上的时候。
8路车，台湾没有的编号，很多年以前，我以为是个传说。因为缺少的理由是光头不愿意看到8路这个词。通往鼓楼，一个赝品的幻觉。
没人知道我怎么那么喜欢公交车，实际上，我对自己的动机也常常困惑。